曾國藩每年需要花費一百兩左右用來飼養(yǎng)馬匹、保養(yǎng)馬車及雇用車夫，那么這一項也和他全年的工資收入差不多了

對普通京官來說，每年的交通費壓力，是一項沉重的負(fù)擔(dān)。

清代北京道路都是土路和石子路，交通不便，特別是下雨刮風(fēng)天，常難以行走。加上衙門離住地往往有一段距離，所以官員們多選擇乘轎、騎馬或者坐車出行。

清代為保持滿人尚武的傳統(tǒng)，規(guī)定滿族官員上朝、出行需騎馬，王公、貝勒、貝子和六十歲以上的官員方可坐轎，而漢人文官則不論年紀(jì)品級皆可以乘轎。

官轎根據(jù)職位高低有明確的區(qū)分，尚書、侍郎、督撫一類三品以上的官員，可以乘坐綠呢大轎，以下乘坐藍(lán)呢大轎。但據(jù)何剛德的說法，京城的綠呢藍(lán)呢，其實要求并沒那么嚴(yán)格：“王公大臣許坐四人肩輿，或藍(lán)呢，或綠呢，無甚區(qū)別，非如外官，必三品始坐綠呢轎也。”

雖有坐轎的權(quán)力，京官們往往選擇坐車，坐轎開支太大。買轎子雇轎夫的錢不是普通官員能承受的。何剛德在《春明夢錄》中說，高級大臣一年坐轎，就要費銀八百兩，因為必須雇有兩班轎夫，還需前有引馬，后有車輛及跟騾。

曾寶慈的記述更直觀。他說曾廣漢作戶部侍郎時，“均須值日，至頤和園路程很遠(yuǎn)，騾車蹕路上午走顛簸，時間不短，因此侍郎以上，多乘四人大轎，大學(xué)士則乘八人大轎，即綠呢轎，下有紅拖泥。轎夫都是久經(jīng)訓(xùn)練的壯丁，上身不動，兩腿迅速而步子極小，既快又穩(wěn)。每轎兩班，四人一班，每個人工資月白銀一兩，轎夫約走百公尺即換班，行走如飛。換下來的轎夫就跳上二套車休息?！?轎夫八人，每人每月一兩，則工資一項每年就要九十六兩。

因此，不少高級大臣也選擇坐車。據(jù)《清稗類鈔》，雍、乾以后，很多京官都改乘騾車，“至同治甲子，則京堂三品以下無乘轎者??光、宣間，貴人皆乘馬車矣”。許多強撐體面的官員，將綠呢大轎保留在宅第的轎廳里，卻很少使用，只有在重大場合，才花錢去轎行雇轎夫來臨時抬轎。

坐車也有雇車與自備車之分。大部分中下級京官連車也買不起，只能經(jīng)常雇車。最窮困的京官則極少雇車，絕大多數(shù)時候都選擇步行，比如劉光第。劉光第做京官時，上班路程很遠(yuǎn)，“從寓至署，回轉(zhuǎn)二十里”，因為無錢坐車，所以平時“均步行，惟雨天路太爛時偶一坐車”。 每天步行十公里，堪稱健足。

初入官場的曾國藩自然買不起轎子，但是他沒有劉光第那樣艱苦，隔三差五會租一回馬車，這也是一筆相當(dāng)巨大的開銷。曾國藩的活動范圍，除了偶爾到衙門、皇宮和圓明園辦公值班外，主要集中在宣南一帶，比如琉璃廠、長沙會館、湖廣會館。他的朋友們也大多居住在宣南。

通計道光二十一年這一年，他日記中提到去長沙會館十五次，琉璃廠十三次，紫禁城(包括翰林院)七次，湖廣會館六次，文昌館五次，圓明園三次，財神館二次，出彰義門(彰義門就是廣寧門)送人離京二次，西直門外極樂寺一次。提到經(jīng)過順城門(就是宣武門)二次。曾國藩去圓明園、皇宮、翰林院等處自然需要坐車。從繩匠胡同到會館，路并不遠(yuǎn)，賬簿顯示他也經(jīng)常坐車去。可見他日常生活是比較注意官員體面的。

曾國藩在道光二十一年賬簿中，關(guān)于交通費有十分零散瑣碎的相關(guān)記載，比如：

正月，車夫一千文。

三月，車錢六百文。

閏三月，車行五千文，又七千五百文，車錢一千三百。

合計一下，結(jié)果是白銀50.58兩。

這是初入北京之際的情況。道光二十四年升為翰林院侍講后，曾國藩就開始自養(yǎng)車馬。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曾國藩在家信中說：

寓中已養(yǎng)車馬，每年須費百金。因郭雨三奉諱出京，渠車馬借男用。渠曾借男五十金，亦未見還。

可見車馬是郭雨三借給他的，可能是用來抵償五十兩負(fù)債。曾國藩每年需要花費一百兩左右用來飼養(yǎng)馬匹、保養(yǎng)馬車及雇用車夫，那么這一項也和他全年的工資收入差不多了。